中国近代史上四次思想解放潮流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在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时，都同各种守旧势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思想斗争。通过斗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旧观念和旧学说，广泛地宣传了各种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学说，先后掀起了四次彪炳史册的思想解放潮流。

　　第一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19世纪末）

　　19世纪70年代以后，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过渡到以资本输出为主。同时，各国还纷纷在中国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此时，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积极奔走呼号，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饱满的热情宣传维新思想，同以荣禄、李鸿章和徐桐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场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

　　通过论战，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次给封建顽固派以异常沉重的打击，猛烈抨击了封建的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进步主张，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二次：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1905—1907年）

　　20世纪初，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变成了“洋人的朝庭”，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是，当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为清政府的假立宪所迷惑，继续鼓吹改良，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对革命派进行了恶毒攻击，这种倒行逆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还击。

　　这次论战也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通过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揭穿了改良派企图通过改良来遏制革命的真面目，辩明了革命道理，受到了普遍的拥护，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三次：前期新文化运动（1915—1917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受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资产阶级队伍一度壮大起来，为了启迪广大人民的觉悟，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陆地，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同封建势力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

　　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和愚昧；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次伟大战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唤醒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促使他们抛弃腐朽的封建思想，追求民主与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潮流。

　　第四次：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少谈些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是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

　　通过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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